宋朝宗室参政
其实宋朝宗室参政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被母后辅政的宋朝皇帝，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宋朝宗室参政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块儿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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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为什么北宋研究前朝治乱兴衰
〖One〗、北宋王朝和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的情况很相似。昔日汉高帝刘邦所开创的西汉帝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其政治环境却并不安稳，当时内有诸侯蠢蠢欲动，外有匈奴屡屡入侵。但其统治者却始终奉行“黄老之道”，奉行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不断地减轻刑罚，注重勤俭，稳定社会经济，尤其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父子更是休养生息、积蓄国力的代表性人物，“文景之治”也逐渐成为太平盛世的代名词。
〖Two〗、北宋王朝建立之初也是尚未实现大一统，当时虽然灭亡了南唐、后蜀等南方小国，但燕云十六州却仍属辽朝势力范围，因此北伐一度是北宋王朝的主流统治理念。但随着宋太宗屡次北伐却相继失败，再加之宋辽双方的势力确实旗鼓相当，所以北宋王朝的统一计划也不得不暂时搁浅，并将统治重心逐渐转向内部。
〖Three〗、宋太宗北伐失败，不得不将统治重心逐渐转向内政！
〖Four〗、内政的侧重点在维稳，统一无望的北宋王朝要想稳住赵氏江山，就必须恢复自身实力。那么该如何恢复王朝实力呢？北宋朝臣注意到，汉文帝、汉景帝前承汉高祖、吕后之基业，经过长时期的体养生息，为汉武帝霸业的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文景时期是典型的维稳阶段，其指导思想“黄老之道”也是典型的维稳思想。
〖Five〗、北宋君臣敏锐地嗅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故事对王朝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当北伐失利，宋太宗逐渐将统治重心转向内政后，“黄老之道”、“休养生息”也逐渐成为核心治世理念，而奉行“黄老之道”的大臣吕端也在此时颇受重用，后来更成为托孤大臣。很显然，宋太宗就是要奉行黄老思想的吕端继续贯彻“黄老之道”，继续稳定政局。
〖Six〗、宋太宗晚年以吕端为托孤大臣，就是想让奉行黄老思想的吕端继续贯彻“黄老之道”！
〖Seven〗、此后的北宋君臣谨遵祖宗之法，适时调整统治策略，严守内政。从这点来说，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黄老思想为北宋王朝统治策略的调整提供了实际借鉴经验。
〖Eight〗、例如汉文帝、汉景帝注重农业生产，恢复社会经济的故事也深刻影响了宋人；汉文帝劝课农事、重视水利，恢复社会生产之事，不仅仅只是援引案例，而是被宋人视作典范，逐渐落实到农业生产中；宋人生活质量相对较高，与北宋君臣以文景之治为效仿楷模有重大关系。
〖Nine〗、北宋王朝并未实现大一统，外部强敌环伺！
〖Ten〗、[One]、以汉文帝早立太子故事来劝告皇帝尽早确立皇储
1〖One〗、皇储关乎王朝未来，如果皇储未定，则朝堂势必党派林立，彼此倾轧。北宋时期多位皇储的确立过程就久经波折。
1〖Two〗、诸如北宋仁宗身体欠佳又子嗣较少，群臣就建议仁宗应该及时选取贤德之人立为皇储。欧阳修就曾援引汉文帝故事道:“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
1〖Three〗、汉文帝早立太子，所以皇位传承很顺利，为国柞长久奠定了基础，而后世的唐明宗不愿意早立皇储，所以才爆发了秦王之乱，进而导致国破家亡。此两相之强烈对比，很显然，欧阳修希望宋仁宗能以史为鉴，以朝廷为重，早立皇嗣。
1〖Four〗、热播剧《清平乐》中的宋仁宗剧照！
1〖Five〗、无独有偶，后来的宋英宗身体不适时，敢于直言进谏的刘庠也援引汉文帝故事，建议道:“太子，天下本。汉文帝于初元即为无穷计。颖王长且贤，宜亟立，使日侍禁中，阅四方章奏。”
1〖Six〗、刘庠此时再次以汉文帝早立太子而朝政安稳的事迹来劝谏宋英宗，而宋英宗亦深知自己的建康状况，所以最终接受了群臣建议，及时确立了皇位继承人，确保权力交接的顺利进行。
1〖Seven〗、大臣刘庠援引汉文帝故事，劝谏宋英宗要早立太子！
1〖Eight〗、再例如南宋光宗时，宰相留正曾上奏道:“太子，天下本。传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汉文帝即位，即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冢嫡，有未出閤而正储位者。皇子嘉王既居冢嫡，出閤已久，宜早正储位，以定天下本。”
1〖Nine〗、宰相留正从国家基业、宗庙社稷、嫡长子等角度，援引汉文帝早立皇储的事迹，并极力阐述早立皇储的重要性。可见，在早立皇储问题上，汉文帝故事已经成为宋臣劝谏的重要依据。
20、宰相留正也曾以汉文帝故事劝谏宋光宗尽早册立太子以安定朝局！
2〖One〗、[Two]、以文景故事来劝谏皇帝注重对朝廷官员的任免问题
2〖Two〗、人才为国之本，古人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太平治世侧重于内政的自我修护。昔日宋英宗尚且只是王爷时，王广渊便受其喜欢，宋英宗即位后，便提拔其入集贤院任职。
2〖Three〗、但是，司马光却认为王广渊善于逢迎，品行有失，建议对其罢黜。史载司马光进谏曰:“汉卫绾不从太子饮，故景帝待之厚。周张美私以公钱给世宗，故世宗薄之。广渊交结奔竞，世无与比，当仁宗之世，私自托于陛下，岂忠臣哉？”
2〖Four〗、在这里，司马光援引西汉时期卫绾不与太子对饮，而汉景帝也因此赏识卫绾的故事来劝谏宋英宗不可重用王广渊，此举便是太平时期官员选拔标准的细化案例。这是因为太平时期，治国安邦的重点是稳中求进，维护王朝长远发展，因此应该主要看重官员的参政能力和个人品德修养。
2〖Five〗、司马光曾以汉景帝时期卫绾不与太子对饮的故事来劝谏宋英宗应该罢黜王广渊！
2〖Six〗、相比之下，乱世用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大。两宋之交政局动荡，大臣李纲虽有报国之心，却屡被谗言所扰。他曾借汉文帝与季布事坦言上书道:“昔汉文帝闻季布贤，召之，既而罢归，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誉召臣，一人之毁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顾臣区区进退，何足少多。然数年之间，亟奋亟阙，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实有系于国体。”
2〖Seven〗、在这里，李纲援引汉文帝与季布的故事，指出即便圣明如汉文帝，也难免会因疑虑而与贤人失之交臂。这无疑是在从反面劝谏当朝君主宋高宗应该知人善任，重用良才。汉文帝尚且如此，更何况两宋之交风云变幻的局势呢，李纲宦海沉浮多年，对此深为了解，虽有一番报国之心，奈何君王无意。
2〖Eight〗、大臣李纲曾以汉文帝和季布故事来劝谏宋高宗应该知人善任，重用人才！
2〖Nine〗、与此相反，南宋孝宗却是难遇良才。南宋孝宗常常将自身处境喻为艰难的创业期，并时时表达锐意进取之意，而大臣王十朋每次觐见宋孝宗时，也常常奏陈恢复大计。隆兴北伐之时，王十朋就曾上奏道:“天子之孝莫大于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汉文景是也。”
30、在这里，王十朋欲借周成王、汉文帝、汉景帝发扬祖业的事迹，来向宋孝宗传达开拓进取、克勤克俭、固守祖业的思想。借前代故事，言当代之事，汉文帝、汉景帝事迹充分应用到孝道盛行的宋朝，宋人更希望文景故事能真正深入帝王心，付诸实用。
3〖One〗、王十朋曾高中状元，当年曾以文景时期励精图治，发扬祖业的事迹来勉励宋孝宗！
3〖Two〗、[Three]、以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故事来劝谏皇帝既要约束宗室，也要团结宗室
3〖Three〗、北宋王朝以兵变夺取政权，而后又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统治理念，所以北宋王朝借鉴前朝治乱兴衰经验最为充足，常常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患于未然。所谓“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就是其防范理念。
3〖Four〗、但尽管如此，北宋神宗时期却依然发生了赵世居谋反案。赵世居为宋太祖之后裔，赵宋皇族宗室成员。昔日宋神宗时前余姚县主簿李逢被人告发谋反，经调查其与宗室赵世居交往甚密，且皆有谋反倾向。最后赵世居被逼自杀，其家属虽免死罪，但皆从皇室中除名。
3〖Five〗、宋神宗时期曾发生了赵世居谋反案，最终赵世居自杀，其家属被剥夺皇籍！
3〖Six〗、汉景帝时期，同为刘姓宗室的“七国之乱”爆发，汉景帝平定叛乱后，下令将叛乱七国的宗室名册皆焚毁消除。但待至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却下令选定七国后人继任诸侯王爵位，以此来延续宗室血脉，后世史学家常常以汉武帝此举为仁义之举。史载“至武帝元光二年，复七国宗室前绝属者，历代以为汉武之美。”
3〖Seven〗、北宋大臣王岩叟将赵世居案与七国之乱作对比，将宋哲宗与汉武帝作对比，强调若无七国之乱，汉武帝的仁义之名便不能与哲宗相提并论。这其实是从侧面进谏，希望宋哲宗能够宽待与赵世居案相关联的人员。
3〖Eight〗、大臣王岩叟以汉武帝恢复七国宗室子弟身份的事迹来劝谏宋哲宗应该宽待赵世居的家人！
3〖Nine〗、赵世居案件本就扑朔迷离，冤枉的可能性极大，杀一儆百已起到震慑作用，不必再对相关宗室人员赶尽杀绝。王岩叟此举是为保全赵姓宗室、维护家国同构统治秩序而进谏，由此可见宋人对待朝政的现实功用态度。
40、事实上，纵观史料，皇族宗室斗争屡见不鲜，傲视诸国的王朝背后满是血腥残酷，唐宋王朝也不例外，在遇到重大宗室谋反案件时，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漏掉一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待时局稳定，又会便宜从事，一方面意在维护宗室团结，另一方面也有为当朝统治者树立仁义形象的目的。
4〖One〗、自古以来，封建王朝内部的宗室斗争屡见不鲜，皇帝对宗室的态度是又爱又恨！
4〖Two〗、[Four]、以文景故事来讨论是否应该恢复肉刑
4〖Three〗、汉文帝、汉景帝的重要功绩之一是减轻刑罚，“文景之治”的赞誉很大程度上也是来源于此。只不过，如此深入人心的德政却在宋朝出现了争议。
4〖Four〗、自北宋王朝建立以后，关于恢复肉刑的争议就一直持续，待至宋神宗时期更加白热化。主张恢复肉刑的官员认为汉文帝当年废除肉刑，主要是考虑德政为先，保存民力，但如今普通刑罚早已不适应现实需求，刑罚松懈导致犯罪成本变低，经济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快，普通刑罚渐失惩治之效。
4〖Five〗、汉文帝废除了肉刑，但是北宋时期的大臣却多有恢复肉刑的提议！
4〖Six〗、事实上，如果往前追溯的话，其实自东汉时期开始，恢复肉刑的声音就一直存在。但从人性及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废除肉刑确实是仁政的重要表现，这与儒家思想十分契合。历朝历代也在极力营造善行德政、爱护民力的形象。宋神宗倾向变法，变法派则主张恢复肉刑。因此，保守派常常从人性上极力攻击“刻人肌肤，深害仁政，汉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
4〖Seven〗、时人将汉文帝废除肉刑的仁政与眼前恢复肉刑的讨论做对比，质疑统治者执政的人道主义。宋神宗虽力主变革，但在此事上，还是慎之又慎，最后恢复肉刑之议也不了了之。
4〖Eight〗、宋神宗虽然比较支持改革派，但对于改革派所提出的恢复肉刑的提议，却最终不了了之！
4〖Nine〗、宋人对于汉文帝、汉景帝，并不是无条件地一味赞扬，而是针对具体事宜不断讨论。大臣王安国刚回京述职时，宋神宗因其为王安石之弟，便主动召见他，问其如何评价汉文帝。王安国回答说“三代以后未有也”。这将汉文帝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宋神宗却说“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即送神宗认为汉文帝缺乏改革进取的勇气，这种认识与神宗时期所处的大环境—王安石变法有关。
50、但是，王安国却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回答道:“文帝自代来，入未央宫，定变故俄顷呼吸间，恐无才者不能。至用贾谊言，待群臣有节，专务以德化民，海内兴于礼义，几致刑措，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即王安国以文帝继位后稳定政局、礼待大臣、教化百姓、减轻刑罚等功绩坚持认为汉文帝的才能实属一等。
5〖One〗、宋神宗特意接见王安国，但王安国却与宋神宗颇有意见不和之处！
5〖Two〗、[Five]、以文景故事来劝告皇帝御敌必先安内
5〖Three〗、虽然收复燕云十六州一直为宋臣君臣的核心目标，但在北伐失利后，宋廷也不得不暂时放弃收复计划，并将统治重心放在内政上，这使得北宋王朝逐渐形成崇文抑武理念，奉行内修政理、外患渐弥的方针。而整个宋朝虽然对外战事频繁，但却能维持相对稳定，这与宋人的现实功用态度有莫大联系。
5〖Four〗、西汉王朝当年也曾面临北部强敌的威胁，大臣王禹偁（称）就曾进言道:“然而文、景之世，军臣单于最为强盛，肆行侵掠，候骑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时，呼韩邪单于每岁来朝，委质称臣，边烽罢警。”
5〖Five〗、王禹偁以文景时期匈奴肆虐，而哀平时期匈奴称臣的对比，进而提出自己的御敌理念，即“且汉文当军臣强盛之时，而外能任人，内能修德，使不为深患者，是由乎德也。”也就是说，王禹偁希望陛下能够外任其人，内修其德。外患不足忧，只有强大自身，实行德政，才会抓住机遇对抗外敌。这种思想对宋代御边之策影响深远。
5〖Six〗、王禹偁以文景时期和哀平时期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御敌思想，即先强大自身，再图外敌！
5〖Seven〗、西汉王朝当年面对不同的外部威胁时，曾分别采取针对性策略。大臣朱台符说:“夫汉文帝，天子之尊也，尉佗，小国之君也，其所以然者，为中国劳苦，且以息战伐也。今契丹之劲过于南粤，陛下之圣出于汉文，迹而行之，事岂相远哉？”
5〖Eight〗、在这里，朱台符认为汉文帝时期，南粤国的威胁根本不足为惧，之所以对其首领尉佗多加安抚，那是因为汉文帝想要化干戈为玉帛，促成南粤转投大汉，这是最大的仁政。现今，契丹势力与宋朝旗鼓相当。对宋而言战事只会两败俱伤，而和平之策不仅免除战乱之苦，还可传播仁政，这是互利互惠之事。
5〖Nine〗、可见在宋臣看来，宋辽双方的胜负虽重，但他们更想达成的
[Two]、贝勒在清朝的地位如何
〖One〗、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子侄诸贝勒，掌握了后金国——金国军政财刑大权。在这个国家里，努尔哈赤一直是主宰一切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专制君汗。这从其被尊为“英明汗”一事，反映得十分清楚。
〖Two〗、努尔哈赤起兵初期，自称“淑勒贝勒”，后改称“聪睿汗”、“恭敬聪睿汗”。据《满文老档·太祖》记载，天命元年(1616)正月，八旗贝勒、大臣及“众人”，恭上新号，敬称努尔哈赤为英明汗时说道：“我等之国，无汗则忧苦甚多。皇天为使我等之国得享安康，眷爱穷苦部众，而降生贤能善养之汗，应上尊号”，遂尊为“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
〖Three〗、八旗贝勒、大臣的议论及其奉上的尊号，非常清楚地、确切地反映了努尔哈赤统治后金的真实情形。所谓“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包括了密切相关的两个内容。其一，努尔哈赤并非凡夫俗子，也不是辅佐帝王领兵辖民的文官武将，而是奉承天命的开国之君。他的所作所为，皆非平凡之举，而是秉承天命来平乱致治。受天所命为皇天保佑的君主，当然应该掌握一切权力，当然应是言出令行的专制君汗。其二，正因为他是承奉天命之君，因此他必然是“贤能善养”穷苦部众之汗，而且是“养育列国”之汗。既承奉天命，又贤明英武，善养部众，这样的汗自然是执掌后金大权的比较高统治者。这不仅仅是诸贝勒、大臣对努尔哈赤尊称之词，他自己也是这样看这样说的，不单是一般诸申为汗恩养，就是威风凛凛位高势强的八旗大臣，也系汗所育养。每当召集群臣集会时，他就要宣扬汗为天命、臣为汗用的一套，反复讲述“天任之为汗，汗任之为大臣”。
〖Four〗、进入辽沈以后，虽然国号由后金改为金国，但汗的尊称并未改变，局面仍如以前一样，努尔哈赤仍然是比较高统治者。天命八年（1623）正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特下汗谕，对八旗贝勒、大臣讲述全国各类人员的情况，明确规定了各自的身份、地位、义务和相互关系，指出存在的问题，给予严厉的警告。这对说明汗之威严，是极为难得的纲领性的文件。努尔哈赤说：
〖Five〗、天之子汗，汗之子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伊尔根，主(额真)之子阿哈。汗以天为父，若敬思弗忘，英明治理天所赋与之政，则汗之政焉得而亡。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若敬思勿忘，无论何物，皆不思贪为己有，不萌盗贼凶暴奸诈之念，务守正直，则诸贝勒大臣之臣道焉得而亡。……诸贝勒、大臣，承受汗之恩惠，若不顾汗意，恃彼之才之力而行，不勤治其政，持贼盗奸诈凶暴之心，贪婪昏乱，则将为汗所谴，而罢诸贝勒、大臣之任，诸贝勒、大臣岂能保持其位乎?……若天命之汗、贝勒，不为天嘉之，不为人喜之，不小心以善行治政，则将为天所谴而汗之政亡矣。汗所委命之诸大臣，若不公正勤勉尽力于所委之事，而持邪恶怠慢之心，则将为汗所斥而身亡矣。《满文老档·太祖》卷四〖Fourteen〗、。
〖Six〗、这道汗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英明汗努尔哈赤是金国的比较高统治者，握有金国军政大权。这一点，反映在许多方面。第一，努尔哈赤是金国各类人员之父，金人皆系其“子”。汗谕把金国人员分成四类：汗、贝勒与大臣、伊尔根、阿哈。汗、贝勒、大臣及一部分占有较多阿哈的伊尔根，是掌握权力的人，大多数穷苦的伊尔根、诸申及包衣阿哈，则受其奴役。在统治者内部，又分成若干阶层和集团。贝勒、大臣是伊尔根、诸申之父。额真(主)的成员比较复杂，凡是占有包衣阿哈之人，不管是贝勒、八旗官将，还是富裕的伊尔根、诸申，都是他们的阿哈之主，也就是阿哈之父。所有这些人——贝勒、大臣、额真，都是英明汗之子(占有包衣的伊尔根，还是贝勒、大臣之子)，都必须尊努尔哈赤为父。这里所讲的父与子，不是讲血统关系家族关系，而是指尊卑上下隶属关系。父，就是其子之主和统治者。子，就是其父的被统治者，他们必须对其父努尔哈赤“敬思弗忘”，毕恭毕敬，俯首听命，不得冒犯父的尊严，不许犯上谋乱心怀不轨。金国之人，皆系汗之子，皆须听从汗安排。
〖Seven〗、第二，诸贝勒和八旗官将，皆由汗封授、奖惩和罢革。固山贝勒、旗主贝勒，固然是该旗之主，该旗所有人员，不管是固山额真、总兵官、梅勒额真、副将等高级官将，还是参将、游击和备御，以及一切诸申和伊尔根，都须服从他的管辖，权势极大。总兵官和副将，以及参将、游击、备御，分管所辖兵民，佐治国政，率兵出征，也是有权有势的高级人员。但是，贝勒权再大，总兵官职再高，也须尊汗为父，听汗支配。贝勒之尊、官职之显，皆系汗父封授，如若对汗忠贞孝顺，勤勉治政，便能蒙受汗恩，久在其位，久任其职。如若对汗不忠，贪婪昏庸，心怀“贼盗奸诈”之念，扰乱国政，则将为汗所谴，革其位，罢其官，诛其身，籍没其家，“遇逢忧患矣”。前面曾经讲过，贵为国母的大福金富察氏的被休，皇长子阿尔哈图图们贝勒褚英的执政及其被革和处死，大贝勒代善之立为太子及其被废，以及后面将要叙述的四贝勒皇太极的被训斥，督堂乌尔古岱的贬职，督堂、总兵官阿敦的失宠和被监禁，巴克什额尔德尼的冤死，都清楚地表明了顺汗者昌，逆汗者亡，努尔哈赤确系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比较高君汗。
[Three]、被母后辅政的宋朝皇帝
〖One〗、宋朝太后听政的多次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主要的是君主专制制度，君主专制制度要求皇帝独揽大权，但中国历史上有能力独揽大权的皇帝只是极少数。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昏庸无能的君主，他们没有能力完全掌控朝政，又不放心把朝政交给大臣，对宗室更加的不放心，因为宗室是有资格担任皇帝的，也许会取代自己。
〖Two〗、太后、太皇太后，她们被排除在皇权之外，在皇帝眼里，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Three〗、太后因身份上的原因具备了参政机会。被叫作影子皇帝的是“宋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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