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归纳唐朝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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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One]、唐朝有哪些成就
〖One〗、唐代文化基本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发展程度高;二是唐代文化极具开放性;三是唐文化有着明显得向民众靠近、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
〖Two〗、唐文化体系中，包括文学、宗教与哲学、史学、艺术、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学、百工技艺等方面，基本覆盖了当时世界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文化体系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唐文化的发达程度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地位。当时唐朝的国都、亚洲的文化中心长安城为各国所向往。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对他的穆斯林民众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日本、朝鲜、越南这些与中国或一衣带水、或山川相连的国家更是不断地把唐文化引进自己的国度。
〖Three〗、唐文化开放性表现在两个方向，一是唐文化的内在特质，二是唐政府对待文化的态度。
〖Four〗、唐文化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汉族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至唐初已近成熟的阶段。成熟阶段的文化有保持自己特性的信心和吸收消化他类文化内容的能力，因而有容纳异己的胸怀。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异域宗教才能一步一步进入中国。传入中国的影响极大的天竺佛教文化最终也确被中国本文化融合而中国化。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训诫，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以"和为贵"，有相当大的包容性，这也是唐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一个内在原因。佛教文化也是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文化之具有开放性也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认为万类不分、一切皆空，主张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这种普世观念也是唐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一个内在原因。唐初政治、军事强盛，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实行一种开放的政策。唐初的开明君主李世民重视文化交流，为唐代二百八十九年统治留下了一个开放的传统。唐政府多次派人到西域和天竺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对进入中国的外国使节和商人以礼相待，尊重留居中国的外国居民的文化、宗教传统。唐朝政府还设专门机构掌管对外文化交流事务。唐政府的这种开明政策是唐代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Five〗、成熟的唐文化摆脱形式的桎梏，向着自由和靠近民众，现实世界的方向发展。
〖Six〗、在文学方面，李白以他的手笔溶道教思想这种飘逸超脱的内容于古体诗这种自由不羁的形式而宣发自己以及自己那个时代的喜怒悲欢。他的诗极具感染力，在情感上较前代诗歌更接近民众。韩愈掀起的古文运动，推崇接近口语的古文，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广泛地弘扬儒家学说，也不自觉地为唐社会摆脱前朝文化思想束缚，自由抒发自我新的思想见解找到了一个工具。在当时还出现了传奇小说这种市民文学体裁，这也是当时文学向普通民众靠近的一个表现。
〖Seven〗、哲学宗教方面，儒家经学出现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佛教出现毁佛毁祖、即心是佛的禅宗南宗，这都是突破前人理论、重视个人主观见解或主观体验的表现。当时"经院化"的佛教派别如法相宗仅几传就归于消灭，而"世俗化"的佛教派别如禅宗南宗却持续强劲发展。禅宗门内在唐代出现诗僧如皎然、灵彻、道标、贯休、齐己、可朋，高艺僧如怀素、贯休、善本，茶酒僧如降魔师、可朋、法常等。这些僧人与俗世名流往还，他们把佛理中的"净土"世俗化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净土化"了当时的世俗社会，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诗化了唐代民众的生活。佛教在宣传上也开始采用俗讲变文这种十分接近民众的语言。
〖Eight〗、在史学范围内，学者如刘知几、杜佑等都十分重视人事，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地理学方面和其他学术领域的许多代表学者也具备类似的治学精神。
〖Nine〗、在医学方面，以孙思邈为代表的唐代医学家能摆脱前代理论的束缚，注重根据具体的病情立方施治。
〖Ten〗、唐代民风也出现更加活泼的气象。在民间，歌舞流行，民众生活较为自由，当时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较后来宋明时期为高。从唐代雕塑可以看出唐文化有"人化"这一特征。龙门石窟奉先寺雕像中，本尊卢舍那佛似帝王，二菩萨似妃嫔，迦叶、阿难似文臣，金刚、神王似武将。唐代塑匠们多模仿伎女形象来捏塑菩萨，其他诸神也无不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模型。这种佛教塑像不同于魏晋时的佛像缺乏"人气"、面目生硬、程式僵化。总体上说，唐代人对他们的时代很自信，他们更关心的是此世而非彼世。
[Two]、唐朝有那些文化现象
〖One〗、雕版印刷术。我国在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隋唐时，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佛经，日历以及诗；
〖Two〗、唐朝文学成就以诗歌最为发达，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
〖Three〗、煌莫高窟。莫高窟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现在四百九十二窟，多是隋唐时开凿的。其艺术创作，深刻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卓越才能；
〖Four〗、唐朝史学开创了国家正式开馆修史这一风潮。
[Three]、唐代陵墓雕塑有哪些重要创造，举出重要作品来分析其艺术成就
是指陕西礼泉县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的六块骏马青石浮雕石刻。每块石刻宽约2米、高约1.7米。昭陵六骏造型优美，雕刻线条流畅，刀工精细、圆润，是珍贵的古代石刻艺术珍品。
六骏是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先后骑过的战马，分别名为“拳毛騧（guā）”、“什（shí）伐赤”、“白蹄乌”、“特勒骠（biāo）”、“青骓（zhuī）”、“飒（sà）露紫”。为纪念这六匹战马，李世民令工艺家阎立德和画家阎立本，用浮雕描绘六匹战马列置于陵前。[1]
昭陵六骏是指陕西礼泉县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的六块骏马青石浮雕石刻。
每块石刻宽约2米,高约1.7米。“昭陵六骏”造型优美，雕刻线条流畅，刀工精细、圆润，是珍贵的古代石刻艺术珍品。
六骏是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先后骑过的战马，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为纪念这六匹战马，李世民令工艺家阎立德（阎立本之兄）和画家阎立本，用浮雕描绘六匹战马列置于陵前。
这组石刻分别表现了唐太宗在开国重大战役中的所乘战马的英姿。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1914年被打碎装箱盗运到美国，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块也曾被打碎装箱，盗运时被截获，现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罗振玉在其著作《石交录》中记载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令文物商人将昭陵六骏运往洹上村，文物商因石体重大不方便，将“飒露紫”、“拳毛騧”二石剖而运之。袁克文“怒估人之剖石也，斥不受。”之后被驻京美国文物商购得运往美国。[1]
昭陵的建设从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首葬到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3年），昭陵陵园建设持续了107年之久，地上地下遗存了大量的文物。它是初唐走向盛唐的实物见证，是我们了解、研究唐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难得的文物宝库。昭陵同时也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文德皇后的合葬墓，墓旁祭殿两侧有廊庑，“昭陵六骏”石刻就列置其中。
石刻中的“六骏”是李世民经常乘骑的六匹战马，它们既象征唐太宗所经历的最主要六大战役，同时也是表彰他在唐王朝创建过程中立下的赫赫战功。六匹骏马的名称：一是飒露紫，二是拳毛騧，三是青骓，四是什伐赤，五是特勒骠，六是白蹄乌。石刻所表现的六匹骏马三作奔驰状，三匹为站立状。六骏均为三花马鬃，束尾。这是唐代战马的特征，其鞍、鞯、镫、缰绳等，都逼真地再现了唐代战马的装饰。据传说“昭陵六骏”石刻是依据当时绘画大师阎立本的手稿雕刻而成。
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两石，于1914年被当时我国的古董商卢芹斋以12.5万美元盗卖到国外，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石现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2010年，我国专家受邀至美国参与修复“拳毛騧”、“飒露紫”，使其已达到了可以全球巡展的基本要求。中美双方的文物修复专家，共同来修复中国唐代的传世文物，此举的象征意义较之实际意义更深远，此举让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在保护利用方面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中美首度联合修复文物，催生了世界间文化交流与合作良好开端，其示范摹本作用不容低估。
东面的第一骏名叫——“特勒骠”，黄马白喙微黑，毛色黄里透白，故称"骠"，"特勒"是突厥族的官职名称，可能是突厥族某特勒所赠。
李世民在619年乘此马与宋金刚作战，史载：唐初天下未定，宋金刚陷浍州（在今山西境内），兵锋甚锐，"特勤骠"在这一战役中载着李世民勇猛冲入敌阵，一昼夜接战数十回合，连打了八个硬仗，建立了功绩。唐太宗为它的题赞是："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天险摧敌，乘危济难。"为李世民平定宋金刚时所乘。
骏马“特勒骠”是武德二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李世民消灭割据马邑（今山西朔县境）的刘武周势力，收复河东失地时，与刘武周大将宋金刚等作战时的坐骑，排列于昭陵祭坛东侧首位。此马毛色黄里透白，喙微黑色。
刘武周（?～622)本隋河涧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随父迁马邑。后任马邑鹰扬府校尉。大业十三年（617）杀太守王仁恭，自任太守，遣使附于突厥，受封为“定扬可汗”，割据马邑。武德二年三月，乘唐军与薛仁杲作战之机，勾结突厥向南侵扰。其将宋金刚部数日间攻陷介州，唐军数败。守御太原的齐王李元吉弃城逃回长安。于是，刘武周、宋金刚占据了唐在山四的大片土地和军事要地太原。高祖李渊大惊，打算放弃黄河以东地区，收兵镇守关中。惟李世民坚决反对，他认为失掉了河东，关中就孤立了，只有消灭刘武周势力，收复河东失地，才能久据关甲。李渊遂派李世民带兵狙击。十一月，李世民率众直趋龙门关，渡黄河，连挫刘武周军前锋。唐军在柏壁（今山西新绛县西南）集结，与宋金刚对垒。李世民采用“坚营蓄锐，以挫其锋，粮尽计穷，自当遁走”的战略战术。武德三年二月，宋金刚军果然粮尽计穷，军心动摇，李世民率大军乘机穷追猛击，在消灭宋金刚、寻相、尉迟敬德等刘武周势力中，李世民骑着“特勒骠”，曾一昼夜间急追二百多里地，交战数十次。在雀鼠谷（今山西介休县西南）西原，一天连打八次硬仗。这次追歼，李世民曾一连两天水米未进，三天人没解甲，马没卸鞍。
石刻“特勒骠”体形健壮，腹小腿长，属突厥名马。这种马是典型的锡尔河流域的大宛马，即汉代著名的“汗血马”，也是隋唐时期中原人寻觅的神奇骏马之一。研究者认为，“特勒”是突厥汗国的高级官号之一，其地位次于叶护和设，只统部落，不领兵马。“唐太宗以突厥‘特勒’官号来命名自己的坐骑，不仅仅是为赞扬名品良种的骏马，更重要的是以突厥赞美英雄、勇士的风俗来纪念和炫耀自己的辉煌战绩。”突厥多以王室子弟为“特勒”，“特勒骠”亦可能是突厥可汗的一个子弟进献的。它载着李世民驰骋汾晋，为收复大唐王业发祥地——太原和河东失地，立下了战功。因此，唐太宗李世民称赞它：“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2]
东面第二骏名叫——“青骓”，苍白杂色，为李世民平定窦建德时所乘。
窦建德原系隋军麾下将领，据说还是李世民的母舅，乘乱自称夏国王。当时，唐军扼守虎牢关，占据有利地形。李世民趁敌方列阵已久，饥饿疲倦之机，下令全面反攻，亲率劲骑，突入敌阵，一举擒获窦建德。
石刻中的青骓作奔驰状，马身中了五箭，均在冲锋时被迎面射中，但多射在马身后部，由此可见骏马飞奔的速度之快。
唐太宗给它的赞语是："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前三句形容马的矫捷轻快，后一句道出这一战役的关键性意义。
“青骓”为一匹苍白杂色骏马。据岑仲勉、葛承雍等先生考证，有可能是来自西方“大秦”国的骏马，“青骓”之“青”不是泛指一种颜色，而是来源于突厥文“cin”或“sin”，在汉语中音写为“秦”，“秦”、“青”同音，故称之。
据文献记载，骏马“青骓”是李世民和窦建德（隋朝末年河北、山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在洛阳武牢关交战时的坐骑，列于祭坛东侧三骏中间。武牢关大战，李世民最先骑上“青骓”马，率领一支精锐骑兵，似离弦之箭，直入窦建德军长达20里的军阵，左驰右掣，打跨了窦建德和十几万大军，并在牛口渚（今河南省汜水县西北12.5公里处）俘获了窦建德。一场大战下来，骏马“青骓”身上中了五箭（前边一箭，后面四箭），都是从迎面射来的，足见它奔跑起来迅猛异常。石刻“青骓”呈疾驰之状，显示出飞奔陷阵的情景。武牢关大捷，使唐朝初年的统一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
东面第三骏名叫——“什伐赤”．什伐赤"什伐"是波斯语"马"的音译，这是一匹来自波斯的红马，纯赤色，也是李世民在洛阳、虎牢关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的坐骑。王世充祖上西域人，隋末唐初自称郑王，据洛阳，与窦建德结好。当李世民攻打王世充时，王向窦求救，但都被李世民击败。
石刻上的骏马凌空飞奔，身上中了五箭，都在马的臀部，其中一箭从后面射来，可以看出是在冲锋陷阵中受伤的。唐太宗赞语“瀍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在这一重大战役中，李世民出生入死，伤亡三匹战马，基本完成统一大业，"青旌凯归"流露出他的兴奋。
“什伐赤”是一匹纯赤色骏马，排列于祭坛东侧末位。关于“什伐赤”的名称，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认为：“什伐”或译作“叱拨”，是波斯语“阿湿婆”的缩译，即汉语“马”的意思（见原田毅人《东亚文化研究》，**座右宝刊会1944年版。按原田淑人的说法，这匹马是用波斯语命名，那么“什伐赤”和“桃花叱拨价最殊”（岑参诗句）、“紫陌乱嘶红叱拨”（韦庄诗句）中的“叱拨”马，都应是来自西域波斯（今伊朗）的名马。美国学者费赖伊（R．N．Frye）研究指出，“叱拨”是粟特人主要用来对马的称呼。祭鸿生先生论证后也认为“叱拨”或“什伐赤”均为大宛的汗血马（蔡鸿生《唐代汗血马“叱拨”考》，见《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甲华书局1998年版）。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什伐赤”是用突厥官号命名的一匹坐骑。他认为，“什伐”来自突厥语，应对音转译为汉文“设发”，而“设”又有“杀”、“察”、“沙”等异译。据《通典·突厥上》注释和《旧唐书·突厥传》等文献记载，“设’’是突厥别部领兵的将领。任“设’’者都是可汗的直系亲属，即所谓“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为之”（《通典．突厥下》卷197），地位在可汗、叶护之下，可以建立牙帐，率领精锐兵马二万人左右，专制一方。尽管学术界对“设发”的对译与含义有许多不同观点，但大家都公认“设发”或“设”、“失”等是突厥的高级官号。因此，“什伐”就是“设发”（或失发）的异译，昭陵六骏之“什伐赤”当是用突厥官号命名的一匹坐骑（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
据文献记载，骏马“什伐赤”是李世民在洛阳城外、武牢关前和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的又一匹坐骑：在激烈的战斗中，“什伐赤”身中五箭，而且都在臀部，其中一箭是从背后射来的。石刻“什伐赤”呈带箭飞奔的形象。李世民为其题赞语日：“瀍（瀍河，水名，在河南省洛阳）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2]
西面的第一骏名叫——“飒露紫”，色紫燕，前胸中一箭，为李世民平定东都击败王世充时所乘。牵着战马正在拨箭的人叫丘行恭，六骏中惟这件作品附刻人物，还有其事迹。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原物
据《新唐书·丘行恭传》记载，公元621年，唐军和王世充军在洛阳决战，李世民的侍臣猛将丘行恭，骁勇善骑射，在取洛阳的邙山一战中，李世民有一次乘着飒露紫，亲自试探对方的虚实，偕同数十骑冲出阵地与敌交锋，随从的诸骑均失散，只有丘行恭跟从。年少气盛的李世民杀得性起，与后方失去联系，被敌人团团包围。突然间，王世充追至，流矢射中了“飒露紫”前胸，危急关头，幸好丘行恭赶来营救，他回身张弓四射，箭不虚发，敌不敢前进。然后，丘行恭立刻跳下马来，给御骑飒露紫拨箭，并且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然后又执刀徒步冲杀，斩数人，突阵而归。为此，唐太宗才特别将他的英雄形像雕刻在昭陵上。
丘行恭卷须，相貌英俊威武，身穿战袍，头戴兜鍪，腰佩刀及箭囊，作出俯首为马拨箭的姿势，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太宗给飒露紫的赞语是：“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
“飒露紫”是李世民东征洛阳，铲平王世充势力时的坐骑，列于陵园祭坛西侧首位，前胸中一箭。“飒露紫”是六骏之中惟一旁伴人像的。
据《旧唐书·丘行恭传》（卷59）记载，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邙山的一次交战中，为了探清对方实力，他自己跨上“飒露紫”，只带了数十名骑兵，猛冲敌阵，杀开一条血路，一直冲到敌阵背后。因为来势太猛，王世充军被冲得晕头转向，，一片慌乱，几乎无人敢挡其锋。李世民只顾猛冲，和随从将士失散，只有将军丘行恭一人紧随其后。突然，一条长堤横在面前，围追堵截的王世充骑兵又一箭射中战马“飒露紫”，在这危急关头，大将军丘行恭急转马头，向敌兵连射几箭，随即翻身下马，把自己的坐骑让与李世民，自己一手牵着受伤的“飒露紫”，一手持刀和李世民一起“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得入大军。”回到营地，丘行恭为“飒露紫”拔出胸前的箭之后，“飒露紫”就倒下去了。
李世民为了表彰丘行恭拼死护驾的战功，特命将拔箭的情形刻于石屏上。石刻“飒露紫”正是捕捉了这一瞬间情形，中箭后的“飒露紫’’垂首偎人，眼神低沉，臀部稍微后坐，四肢略显无力，剧烈的疼痛使其全身颤栗，旁伴身材魁梧的丘行恭，右手拔箭，左手抚摸着御马，疼爱之情溢于言表。这种救护之情，真乃人马难分，情感深挚。李世民为其题赞文日：“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关于“飒露紫”的含义，人们一般依据唐太宗所题的赞语“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来描绘这匹坐骑像一只轻健飞奔的纯紫色燕子。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飒露”一词来源于突厥语，将“飒露”的读音还原为唐代域外的非汉语词汇时，对应汉译为“沙钵略”、“始波罗”。在《通典》（卷197）所载突厥十等官号、《隋书》纪传等文献及突厥碑铭中，“沙钵略”和“始波罗”常被突厥人用作为领袖的荣誉性称号，并将其“勇健者”称为“沙钵略”和“始波罗”，是突厥汗国的高级官号之一。用突厥汗国的荣誉性称号和高级官号来称唐太宗的坐骑，既符合对突厥汗国“勇健者”的赞颂，又能表达唐太宗李世民初唐征战疆场的丰功伟绩，体现了唐太宗对突厥“沙钵略”、“始波罗”者的敬佩之情。所以，“飒露紫”的含义应是“勇健者的紫色骏马”。[2]
西面第二骏名叫——“拳毛騧”，这是一匹毛作旋转状的黑嘴黄马，前中六箭，背中三箭，为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所乘。
刘黑闼本来是隋末瓦岗寨李密的裨将，窦建德失败后，他占据了夏国的旧州县，并勾结突厥人，自称汉东王，后来也被李世民击溃败走。
公元622年，李世民率领唐军与刘黑闼在今河北曲周一带作战。刘军主力渡河时，唐军从上游决坝，趁机掩杀，夺得胜利。石刻上的拳毛騧身中9箭，说明这场战斗之激烈。
唐太宗为之题赞：“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孤矢载戢，氛埃廓清”。
自这场战争后，唐王朝统一中国的大业便宣告完成了。
“拳毛騧”是李世民武德四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平定河北，与刘黑闼（原窦建德部将）在沼水（即漳水，在今河北省曲周县境内）作战时所乘的一匹战马，列于祭坛西侧三骏石刻中间。马黑嘴头，周身旋毛呈黄色，原名“洛仁騧”，是代州（今河北代县）刺史许洛仁在武牢关前进献给李世民的坐骑，故曾以许洛仁的名字作马名。许洛仁死后陪葬昭陵，其墓碑上就记载着武牢关进马之事（见《昭陵碑石》《许洛仁碑》，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后人或因马周身旋毛卷曲，又称“拳毛騧”。一般认为，马身若有旋毛是贱丑的，但此马矫健善走，蹄大快程，贵不嫌丑，故用“拳毛”作马名，以表彰唐太宗不计毛色，不嫌其丑，善识骏马的眼光。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拳毛”音源于突厥文“khowar，kho”，汉文在《北史》中称为“权于麾国”，在隋唐古音中语音对译极为类似。所以，“拳毛”的标准译名应源于“权于麾”。由此可见，“拳毛騧’，，可能是从“权于麾国”来的或者是一匹与“权于麾国”种马通过人工杂交方式培养出来的大良马。
“拳毛騧”是太宗李世民死亡坐骑，在初唐平乱中与李世民立下了大功。唐初武牢关大战后，李渊父子残害了窦建德夫妇．加之，唐朝一控制河北，就实行了高压统治。窦建德原部将范愿、高雅贤怀着复仇的目的：推荐刘黑闼为首领：在河北一带起兵反唐。他们攻城陷郡，势如破竹，打败了唐朝著名将领李（责力），俘虏了勇猛过人的唐将薛万彻、薛万备。约半年时间，收复了窦建德原来在河北一带占据的大部分土地。武德四年十二月，李世民又一次奉命出征。他采用坚壁挫锐，断粮筑堰的办法，逼迫刘黑闼率两万骑兵南渡沼水，与唐军殊死决战。这次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李世民的坐骑“拳毛騧”竟身中九箭（前中六箭，背中三箭），战死在两军阵前。
石刻六骏中，李世民给它题的赞语是：“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氛埃廓清。”把它比作神马。唐代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中也曾提到过“拳毛騧”，诗中日：“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狮子花。”狮子花是唐代宗时范阳节度使李德山进献给代宗李豫的一匹骏马，这匹马体毛卷曲似鱼鳞，通体有九道花纹，所以又叫“九花虬”。唐代宗把这匹马赐给了汾阳王郭子仪。诗人把“拳毛騧”与“九花虬”并提，说明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2]
西面第三骏名叫——“白蹄乌”，纯黑色，四蹄俱白，为李世民平定薛仁杲时所乘。
薛仁杲是唐初盘踞在今兰州自称秦帝的薛举之子。薛举曾率兵攻唐，谋取长安，事未成病死。其子继续在甘肃以东屯兵威胁唐朝，后来被李世民击败而投降。
公元618年，唐军初占关中，立足不稳。割据兰州、天水一带的薛举、薛仁杲父子便大举进攻，与唐军争夺关中。相峙两月之后，李世民看准战机，以少量兵力正面牵制诱敌，亲率主力直捣敌后，使薛军阵容大乱溃退。李世民趁机追击，催动白蹄乌身先士卒，衔尾猛追，一昼夜奔驰200余里，迫使薛仁杲投降。
石刻“白蹄乌”昂首怒目，四蹄腾空，鬃鬣迎风，俨然当年在黄土高原上逐风奔驰之状．唐太宗给它的赞诗为：“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昭陵六骏，姿态神情各异，线条简洁有力，造型栩栩如生，像这样的艺术作品，不只是造型上的成功，雕刻技巧的精绝，而且还寓意着丰富的历史故事，显示了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成就，是极为珍贵的文物。
据《全唐文》（卷10）收录唐太宗昭陵《六马图赞》记载，骏马“白蹄乌”是武德元年（618）九月至十一月间，李世民与薛仁杲（薛举之子）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县东北）作战时的坐骑，列于祭坛西侧三骏之末位（由南往北排列）。该马通身毛色纯黑，四蹄俱白。
隋大业十三年（617）四月，薛举、薛仁杲父子在金城（今甘肃兰州市）郡起兵。七月，薛仁杲称帝。十二月，薛举父子竭动10万大军，想趁李渊父子立足未稳，夺取关中长安。次年六月，薛军占领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五里），后一直开到豳州（今陕西彬县）、岐州（今陕西凤翔）一带。唐高祖李渊封李世民为西讨元帅，出兵抗击。两军在高謶城（今陕西长武县北）一带相持了两个多月。十一月，薛军粮草不济，军心浮动，进退两难。李世民看准战机，连夜调兵谴将，趁机内外夹攻。李世民先用少量兵力在浅水原诱敌，拖住薛军精锐罗侯部，然后出其不意，亲率劲旅直捣敌后。他骑着“白蹄乌”，只带了数名精锐骑兵，率先杀入敌阵，薛军大乱，兵卒向折謶城（今甘肃泾川县东北）溃逃。为彻底消灭敌人，李世民又催动“白蹄乌”，带领两千余名骑兵紧紧追赶，一昼夜奔驰二百多里，把薛仁杲败军围定在折慧城内，扼守关口要道，迫使薛仁杲率残部开城投降。浅水塬大战奠定了唐王朝立足关陇的政治经济基础。石刻“白蹄乌”筋骨强健，四蹄腾空，鬃鬣迎风，呈疾速奔驰之状，足见它当年载着李世民在黄土高原上急驰，追击薛军的情景。唐太宗给它题的赞语是：“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关于“白蹄乌”的命名，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持是一匹有四只白蹄的纯黑色骏马的说法。但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作为“天可汗”唐太宗赫赫战功的赞美之称和坐骑专名，“白蹄乌”的命名不足以说明李世民丰功伟绩的含义。他认为，“白蹄”二字来源于突厥语“bota”，意为幼马或幼骆驼，是“少汗”之意。“白蹄乌”应是一匹冠以突厥语“少汗”之意的荣誉性专名的坐骑，“在立有战功的黑马名称前带有赞美的称衔或加诸各种高贵的官号，其象征意义不仅符合突厥歌颂上层领袖坐骑的习俗，而且也符合唐人颂扬圣皇名君的传统作法。所以，突厥语‘少汗’（bota）应该是汉语‘白蹄’真正的原意。”（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下文所引葛论出处相同，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认为，葛先生之论当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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